在不少人的印象里，“老實”似乎成了一個貶義詞：呆板，無聊，情商低，直男……這些不好聽的字眼全都加在了“老實人”的字眼上。老實人難找女朋友？笑話！把握這三點，秒變氣質男，女朋友轟都轟不走！第一：真誠。老實不是木訥，是真誠，人們對老實所有的誤解都源于他們的“不善言辭”，但其實并不是這樣，女孩喜歡真誠的男孩子，這樣的男孩子非常可靠，能為女孩提供一個有力的臂膀。所以，不要想著學習花言巧語，都是成年人，誰分不清真情還是假意呀！真誠的夸贊，真心的付出是你找到女朋友的不二法寶！第二：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型。無論是什么時候，人先看到的永遠只是你的外在，有些男孩子不注意自己的形象，要么清一色的平底頭，要么跟風給頭發染上完全不適合自己的顏色，這些都是絕對不能出現的。女孩子喜歡看起來干干凈凈的男孩子，而不是像闖江湖的古惑仔！第三：拒絕大男子主義。男生之間相處都是比較隨意自在的，甚至可能會有點大男子主義，具體表現為：我行我素，不顧及別人的感受，這在女生面前是絕對要不得的，女生想找的是能像父親一樣疼愛自己的男朋友，而不是出口傷人的大壞蛋！老實不是貶義詞，關鍵是看你如何利用自己的資源，把握以上三點，定會抱得美人歸。（小編親筆書寫，百試百靈，如若不靈，報上名來，小編給你找小姐姐。）
大覺寺又稱西山大覺寺，大覺禪寺，位于北京市海淀區陽臺山麓（圖00-1），始建于遼代咸雍四年（1068年），稱清水院（圖00-2），金代時大覺寺為金章宗西山八大水院之一，后改名靈泉寺（圖00-3），明重建后改為大覺寺至今（圖00- 4山門 ）。清末，大覺寺的部分院落租給德國公使館，這里也就成了生活在北京的外國人的一處休閑之地。在法國公使館外交官謝滿祿拍攝的北京近郊寺廟的照片中，照片實景能比較完整保留至今的不多，大覺寺就是其中之一。今天，走進大覺寺（圖00-5），寺內的布局和建筑外形和謝滿祿照片呈現的那個年代的大覺寺基本無大差別（圖00-6）。這些照片對于今天的精確修復，悉心維護提供了很好的實景依據。大覺寺坐西朝東，沿襲了遼代契丹統治者“尊日東向”的習俗，和中國傳統建筑“中軸對稱”的布局（參看圖00-5和圖00-6）。圖00-1《北京城郊圖 - 1875年》圖00-2大覺寺內大悲堂 東北側“遼碑”立于遼咸雍四年 （1068年）圖00-3-1 龍王堂前“靈泉”圖00-3-2/ 龍王堂前“靈泉”（1933年—1946年。海達·莫理遜）圖00-3-3/ 大覺寺-靈泉圖00-4-1大覺寺山門【德】海因里希·錫樂巴《西山大覺寺》 1897年圖00-4-2大覺寺山門 （1920S）圖00-4-3大覺寺山門（2019年）圖00-5 西山大覺寺平面圖圖00-6 1897年大覺寺平面圖（源自：錫樂巴《西山大覺寺》）中軸路為佛殿堂：由東向西依次為山門、御碑亭、功德池、功德橋、鐘鼓樓、天王殿、大雄寶殿、無量壽佛殿、大悲壇、佛塔、靈泉、龍王堂。南路為清代皇帝行宮：主體建筑依次為戒堂、四宜堂、憩云軒、領要亭。北路為寺僧寮房齋堂：主體建筑依次為方丈院、北玉蘭院、香積廚等。在謝滿祿的相冊中有十張照片和“大覺寺”有關，拍攝的時間在其任期內的1880年-1884年間，可以縮短為1881年-1883年，多數照片有簡單標注， 本文用“ “” ”雙引號附上譯文。因有的原標注筆跡淺淡模糊，難免誤辨，附上原注供辨析。每張老照片的后面都配上今天的現狀照片和簡單“注解”說明，供參考。下面根據大覺寺的平面圖（圖00-6），介紹謝滿祿的照片，文中標號“01-1”、“02-1”、“03-1”，即是平面圖中的標號“1”、“2”、“3”，的機位點，藍色箭頭表示拍攝方向。 圖01-1“山門內。橋前”。注解：該照片是在山門內，中軸甬道上，由東向西拍攝。圖中可清楚地看到橫跨在“功德池”上的“功德橋”，橋前兩側的“石獅”，橋后兩邊的“鐘鼓樓”，甬道遠處的“天王殿”，“大雄寶殿”的屋脊和佛塔的塔尖。圖中的建筑布局和景物基本保留下來，除松柏變化不是很大，其它樹木，如槐樹，枝桿粗壯，變化較大。（圖01-2）圖01-1 “門內。橋前”圖01-2 大覺寺第一進院，功德池前圖02-1“第一進院。北面”注解：該照片的機位位于“南碑亭”的西南角，向東北方向拍攝。圖右為山門內側，其門窗結構在同類型寺廟中具有特征；近處碑亭為南碑亭，內置龜趺石碑：正面是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雍親王胤禛親撰并書的《送迦陵禪師安大覺方丈碑記》；背面是清乾隆十二年（1747）高宗弘歷撰文、莊有恭正書的《御制重修大覺寺碑文》）。甬道北邊為“明碑亭”，亭內置螭首龜趺，建于明朝， 碑陽是明宣德三年（1428年）《御制重修大覺寺》,碑陰是明正統十一年（1446年）《御制重修大覺寺》.（圖02-2）圖02-1“第一進院。北面”。即：在中軸甬道南邊的“御碑亭”外側，由西南向東北方向拍攝。圖02-2 大覺寺鐘樓圖03-1“東北樓”注解：從“樓”的位置可以推定為“鐘樓”，樓前古柏依存。（圖03-2）。大覺寺鐘鼓樓窗外磚券浮雕十分精美，值得駐足欣賞。圖03-1 “東北樓”圖03-2 大覺寺鐘樓圖04-1“第一大殿”。注解：這是在坍臺東北外側拍攝的“大雄寶殿”：磚砌的坍臺基座，無透雕的石欄桿，中間甬道登坍臺臺階欄桿外側依然生意盎然的柏樹，南邊“合體柏”（大覺寺內有多處“道教”元素）是其特征（圖中綠箭頭）。北邊的柏樹旁今置從“香積廚”移來的乾隆期制作的大銅鍋。（圖04-2）大雄寶殿“中門”前兩側地面擺放著“清”“規”兩座戒牌（圖中紅箭頭），今收藏于改作大覺寺歷史陳列館的“藏經樓”內（圖04-3）。戒牌的外側大殿檐下乾隆御筆的“去無來處”匾（圖中白箭頭）清晰可辨。坍臺臺階兩側、朝東正面欄桿的第二根和第三根欄柱間的欄板內側各置一座落地“長明燈”（圖中藍箭頭。南邊的燈罩已缺損。）。坍臺上未見“施食臺”。在坍臺的東南角內側有一座“卷棚歇山小建筑”（圖中紫箭頭），從建筑所在位置和造型看，不像是“香池”。像是一座“神龕”，疑是供奉“觀音菩薩化身的面燃大士”。今無存。今天常見的“面燃大士龕”多位于寺院主殿門外檐下右角，因龕體矮小，不太引人注意。圖04-1“第一大殿”圖04-2 / 大覺寺內：大雄寶殿圖04-3-1 “清規”戒牌圖04-3-2 “清規”戒牌圖05-1“第三大殿。經書館”。注解：這張照片的標號為“526”，在該相頁的上部；下部標注“527 Source （泉）” （圖05-2）。從內容看526號應該是“無量壽佛殿”（圖05-3）。 527號是“靈泉和龍王堂”（參看圖07-1）。“無量壽佛殿”和“大雄寶殿”同屬“第二進院”“天王殿”為“第二進院”的“門”。謝滿祿把“無量壽佛殿”稱為“第三大殿”，也許從天王殿開始算。圖05-1 “第三大殿。經書館”圖05-2 注有“第三大殿、經書館”的相頁圖05-3 大覺寺“無量壽佛殿”圖05-4 海因里希·錫樂巴1896年《北京西山大覺寺》書中插圖：大悲壇謝滿祿把“無量壽佛殿”稱作“bibliothèque”,作為寺觀建筑常被譯作“藏經樓”，“經書館”。而大覺寺的“藏經樓”位于“無量壽佛殿”后面（西邊）第三進院內，又稱作“大悲壇”。按中軸線主要建筑論，大悲壇藏書樓應稱作“第三大殿。藏經樓（館）”（參看圖00-6）。為什么把用于“大悲壇”的標注用在了“無量壽佛殿”的照片上？我推想有以下可能： “無量壽佛殿”的佛名對于洋人很陌生，不太好記，加之殿內就有多個“藏經柜”，而作為真正藏經樓的大悲壇當時可能被“占作他用”，謝滿祿并未能進入，而將“無量壽佛殿”誤作“藏經殿”了。從海因里希·錫樂巴1896年《北京西山大覺寺》一書中插圖看，大悲壇在謝滿祿游覽大覺寺時是存在的（圖05-4）。 圖06-1 “塔”注解：關于這座塔早些年曾一度被傳為“清代著名禪師迦陵和尚的舍利塔”，后經專家門謹慎考證，排除“迦陵和尚舍利塔”的說法，比較傾向于是一座建于元代末期或明代早期的“佛塔”。所謂佛塔，是為珍藏佛家的舍利子和供奉佛像、佛經之用，而非某個僧人的真身舍利塔。該照片的右邊，佛塔八角塔基東北角立有一座“石幢”（圖中紅色箭頭）（圖06-1-1），看結構疑是“七佛施食臺”，由此也可以推定該白塔不大可能是“僧墓塔”，而是“佛塔”。從照片中建筑比例看，這座“石制施食臺”的體量不小，由幢臺（仰蓮），幢柱（七面刻有七位佛名），幢座（覆蓮）組成，我估計這座施食臺在大覺寺內定有殘件遺存。這座佛塔在這里為一景：松柏抱塔。在白塔南北兩邊有松柏兩棵古樹護衛中間的白塔。今天所見“北邊松樹”為近年補栽，原樹已在2003年枯死。謝滿祿相冊有兩張照片可見到該樹原來的風姿。圖06-1 “塔”圖06-1-1 06-1圖局部圖06-2大覺寺“佛塔”圖07-1 “泉堂和泉”注解：圖中可見“泉”，該泉又稱“靈泉”，以及泉西邊的“龍王堂”。圖中的“靈泉”池邊三邊有圍欄，池東沿并無護欄（參看圖00-3）。現護欄為近年因安全因素后添加的。（圖07-2）靈池內靠西池壁有一石龍頭，為泉水出水口，龍頭出水前方有一個“山”字型石件，從老照片看，該“山字石”應位于水池寬近二分之一的地方，“三山”高于龍頭，今所見“山字石”離龍頭過近，且沉入水中，低于龍頭，疑為近年修繕時，未能準確歸位，也就是未能復現設計初衷所達到的景觀。龍王堂正立面上下檐內曾掛題匾，一張1928年的照片中，似乎能辨別出一層檐下匾題的文字，疑為：香云法海。（查無據，待考）（圖07-3）圖07-1 “泉堂和泉”（龍王堂和靈泉）圖07-1-1 “泉堂和泉”（龍王堂和靈泉）局部：靈泉“山字石”圖07-2-1 大覺寺龍王堂和靈泉圖07-2-2 大覺寺龍王堂和靈泉圖07-3 大覺寺龍王堂（1928年）“香云法海”匾圖08-1“泉旁墓塔”。注解：該照片拍攝機位在“靈泉”西邊的“龍王堂”的二層檐廊上。原注稱此塔為“Tombeau”/(墓/)（圖08-1-1），可譯作“墓塔”。這也說明那個年代已把此塔認作“墓”，也就是“僧墓塔”，如果是“佛塔”，當時應該稱作“Stupa”。也許謝滿祿到中國時間不長，對這類宗教詞匯還不熟悉。今天龍王堂山墻兩側的堆石登道仍可到達二層，很容易找到“泉旁墓塔”照片的拍攝角度。（圖08-2）。圖08-1“泉旁墓”圖08-1-1 “泉旁墓”圖08-2 大覺寺佛塔圖09-1“行宮：巴蘭德住所”注解：根據照片中的景物，可以分辨出是位于大覺寺南路的“乾隆行宮”內“四宜堂”后邊（西邊），片石堆砌的假山群和從靈泉分流到這里形成的疊水，圖中的多處大石塊，今仍在原處，比如軸線上，兩登道環繞的朝天石尖的“屏石”，只是今日修復得不夠“考究”。圖09-1 “行宮：巴蘭德住所”圖09-2/ 09-1圖局部圖09-3 憩云軒前假山磴道圖10-1 “行宮：巴蘭德住所”注解：該照片的建筑為“憩云軒”，由抱廈暢廳的東南角向西北拍攝。圖中抱廈南側的“柏樹”無存。今能見到離該處不遠有一棵柏樹，只是沒有被攝入鏡頭。（圖10-2）圖10-1 “行宮：巴蘭德住所”圖10-2-1 大覺寺憩云軒圖10-2-2/ / “憩云軒”蕉葉形題匾初看到這座建筑外門窗結構，感到有點奇怪：這種“東洋式”的結構裝飾，在清朝的傳統建筑中，特別是“皇家行宮”中極為罕見。這個迷在辨認出注釋中的人物后才解開。圖09和圖10中都提到一位“Mr Brandt”。這位先生就是清末近代史中北京東交民巷外國使團中的重量級人物，德國駐大清公使：馬克西米利安·奧古斯特·西皮奧·馮·勃蘭特（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1835—1920/) 其中的“勃蘭特”（今此姓正規譯名）當時被譯作“巴蘭德”或“班德”。（圖11-1）圖11-1 巴蘭德（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1835—1920）巴蘭德是十九世紀后期德國著名的外交官。他在1861年為締結中普/(德/)友好通商條約，隨艾林波伯爵（Graf Friedrich zu/ Eulenburg,1815-1881）率領的普魯士東亞外交使團來到中國， 當時還是26歲的年輕巴蘭德以其出色的工作，為特使團圓滿完成使命立下功勞。因此很快自1862年起擔任駐日公使，1875-1893年為駐華公使。1875年調任駐華公使后，在北京外交使節中頗負眾望，多年擔任北京外交使團團長。1893年因違拗德國皇帝的意志，與美國駐朝鮮公使的女兒海爾曼（Helen Maxima Heart 1868-1973）結婚，被迫辭職回國。巴蘭德在東亞外交生涯長達33年之久，參與了同時期若干重大外交活動。著有回憶錄三卷：《在東亞33年——位德國外交官的回憶》（Dreiunddreizig Yabre in ost-Asien）（圖11-2） 對其東亞外交生涯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回顧和總結。圖11-2-1 《在東亞三十三年》（巴蘭德）外觀圖11-2-2 《在東亞三十三年》（巴蘭德）書名頁圖11-2-3 《在東亞三十三年》（巴蘭德）有關中國部分由于巴蘭德1875年來華擔任德國公使之前已在日本生活了十幾年，他自然也會把“日式建筑”中喜歡的裝飾元素用在他北京的建筑中。目前所見到的和大覺寺有關的最早照片為1897年出版由海因里希·希爾德布蘭德（史料長期使用“錫樂巴/ ”一名：Heinrich Hildebrand）撰寫的《Der Tempel Ta-chu?eh-sy /(Tempel des grossen Erkennens/) bei Peking.》（《北京西山大覺寺》）（圖11-3）。錫樂巴在北京大覺寺生活的時間為1892年。而謝滿祿的照片拍攝大覺寺照片的精準時間可以確定在1881年-1883年之間。因此謝滿祿拍攝的照片可能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大覺寺照片。從錫樂巴書中插圖照片顯示的“憩云軒”建筑的外表破損程度，也能看出晚于謝滿祿拍攝的時間。（圖11-4）圖11-3-1 （Heinrich Hildebrand）撰寫的《Der Tempel Ta-chu?eh-sy /(Tempel des grossen Erkennens/) bei Peking.》（《北京西山大覺寺》錫樂巴）圖11-3-2 （Heinrich Hildebrand）撰寫的《Der Tempel Ta-chu?eh-sy /(Tempel des grossen Erkennens/) bei Peking.》（《北京西山大覺寺》錫樂巴）圖11-4錫樂巴《北京西山大覺寺》書中插圖：皇帝行宮-憩云軒在謝滿祿拍攝的乾隆行宮“憩云軒”照片原注中用了“habitation de Mr. Brandt”（圖11-5）和“demeure de Mr. Brandt ”（圖11-6）這兩個詞都有“住宅”，“住處”的含義，“habitation”包含的范圍更廣，而“demeure”的含義更窄些。也就是說“憩云軒”為巴蘭德的“專用住宅”。很顯然，在大覺寺里不可能只有公使一人或一家人居住，還有其隨行人員居住生活的地方，那么最有可能的是“憩云軒”前面（東邊）的“戒堂”和“四宜堂”，原“皇家行宮”都屬于“公使居住區的范圍”，都歸在“巴蘭德”的“habitation”的“寓所”內。圖11-5/ 謝滿祿相冊：大覺寺“habitation de Mr. Brandt”圖11-6/ 謝滿祿相冊：大覺寺“demeure de Mr. Brandt”謝滿祿拍攝此照片時，巴蘭德作為德國駐大清公使自1875年開始在北京已經生活了五、六年，不排除這個期間巴蘭德在大覺寺拍過照片。所以很可能會有1875年至1880年期間的大覺寺照片，只是目前還未問世。而這個期間正是“七王爺”愛新覺羅·奕譞 /(1840年10月16日-1891年1月1日/)，忙于在妙高峰為自己建造“千年吉地”的時候（同治七年即1868年開始籌建，1900年建成），少不了常去附近的大覺寺“歇腳之地”，謹小慎微的“七王爺”，當然不敢住在“皇帝行宮”內，最有可能借用“大悲壇”，從該建筑的獨立性和封閉性是可能的（參看圖05-4），在這座樓二樓檐下掛有“七王爺”親筆書寫的“最上法門”（圖11-7）也許可以作為一證。 特別是1871年其子載湉，立為光緒皇帝后， / 統領“總理衙門”的“鬼子六”- 愛新覺羅·奕?/(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在慈禧皇太后面前失寵，退隱多年的奕譞逐步被重用的時期。可以推想“大覺寺”可能是巴蘭德和奕譞建立友好關系的重要場所之一（圖11-8），我似乎在“憩云軒”和“大悲壇”之間的層層圍墻，道道門洞，條條通道中，看到了那條遮遮掩掩，彎彎曲曲，迷迷幻幻的通道……這種關系也許維系到此后在一些重大事件中，中德關系的微妙變化，中德軍火貿易的突飛猛進，乃至延及1900年庚子之亂后，選中奕譞的兒子載灃代表清廷赴德去道歉。（圖11-9）圖11-7 大覺寺大悲壇藏經樓二層檐下掛著醇賢親王奕譞題寫的“最上法門”匾圖11-8 巴蘭德《在東亞三十三年》書中插圖:醇親王奕環。圖11-9/ / 1901年7月15日/ 清廷派醇親王載灃去德國代表光緒皇帝向德皇道歉代表團途經上海南京路時的場景。巴蘭德以其精明、強硬，堅韌，蠻橫，在北京的外交界著稱，他以“永遠不要被東亞人的氣勢嚇到。絕不退讓”為信條， 屢試不爽。他作為外國駐大清外交使團的領頭人，聯合各國列強駐華公使，共同對付清廷，以獲得利益共沾的最大好處。1893年巴蘭德離開了中國，他在華工作的“經驗”卻留在了“公使館”，后來的德國駐華公使的交流方式與巴蘭德相比有過之，無不及，以致后來發生了“槍殺德國公使克德林事件”/(Clemens August Freiherr/ von/ Ketteler/ 1853– 1900/)。巴蘭德的對華的外交經驗一直影響到當代，從一些德國政客對華的態度上似乎還能看到巴蘭德的影子，這一點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目前，國內對這位德國外交家研究只局限在一些懂德語的學者范圍，巴蘭德所著回憶錄巨著《在東亞三十三年》，至今未見漢譯本，這也稱得上是另一種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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